1942年的延安，缺的东西很多，最缺的是能让整个机构继续运转下去的那笔钱。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在1941年之后收得更紧，无论是任何物资都难以进入陕北，边区的出入口几乎被堵死。 延安的财政靠什么撑，这个问题在1941年到1942年之间变得非常具体。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批从山东过来的黄金，经由微山湖西岸的秘密交通线，由铁道游击队一段一段接力护送，最终送到了延安。 这批黄金的数目，后来在多种记述中被写作“一万两”。而在这条线路的另一头，山东胶东的招远在抗战期间向延安输送的黄金总额，是一个更大的数字。 延安在1941年之后的困难，不是一句“艰苦”能概括的。皖南事变之后，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，胡宗南的部队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，经济封锁同步收紧。边区原本就贫瘠，1940年当地农民人均粮食不到一石，三个人才能分到一斤棉花。 封锁生效之后，外面的物资进不来，边区的土产出不去，通货膨胀迅速抬头。小米的价格在短时间内涨到了原来的十四倍。毛主席在描述那段日子时说过，几乎没有衣穿，战士没有鞋袜，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。 陕甘宁边区原本的财政结构以外援为主。1937年到1940年，外援在边区财政收入中占到相当大的比重。皖南事变之后，这条来源断了。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需要准备金，财政开支需要硬通货去换物资，而边区的盐和土产换回来的法币在恶性通胀面前越来越不值钱。 黄金在这个时候的意义，不是用来装饰账面的数字，是能够在国民党控制区和敌占区直接换回粮食、布匹、药品和枪支弹药的硬通货。延安需要黄金，而且需要得急。 山东胶东的招远，宋代就有采金记载，境内的玲珑金矿在抗战爆发前已经开采多年，1939年2月，县城被日军占领，金矿也被日军强占，成立黄金稽管大队，私卖黄金一律没收，靠近八路军的人格杀勿论，矿工中有二百多人在日军管制期间死亡。 黄金还是从矿里流了出来，矿工把高品质矿石换成废石，把金粉藏进棉袄夹层、鞋底，甚至揉进头发里带出矿区，胶东区委1938年就成立了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，后来改称玲珑采金局，组织公营开采、从民间收购，并在公路上伏击日军的运金车队。 这些从矿里和民间汇集起来的黄金，没法从招远直接送到延安，从胶东到延安，中间隔着两千多里路，要穿过上百道封锁线，山东分局开辟了两条通道，北边一条叫渤海走廊，南边一条叫滨海通道。 黄金先从招远送到山东分局和军区的驻地，再往西转运，1941年到1943年之间，主要走的是渤海走廊，经平度、昌邑、潍县、寿光，在日伪据点之间穿过四十多个村庄、一百二十多公里，进入清河根据地，再往南穿过胶济铁路，到了鲁南之后，下一个必经的节点是微山湖。 津浦铁路从微山湖东侧穿过，日伪军在枣庄到微山湖这一段铁路上设了六道关卡、八个据点和炮楼。从鲁南往西，必须跨过铁路，再渡过微山湖。这一段路，由铁道游击队和微湖大队分段接力。 1942年夏天，刘少奇化名“胡服”，从华中返回延安，途经山东。他在山东停留了几个月，处理山东分局的工作问题，离开时，山东分局把一批为中央筹措的黄金交给了他随行的队伍。 刘少奇一行到达鲁南之后，铁道游击队接到了护送任务。那天夜里，队伍正准备过路，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开过来，探照灯扫过路面，刘少奇骑的骡子受了惊。旁边的战士抱住骡子头，骡子甩头把人甩出去，自己掉进了壕沟。 巡逻车上的敌兵扫射了一阵，没有发现异常，开着车往沙沟方向走了。游击队趁着这个空档，掩护刘少奇和驮着物资的骡马队穿过涵洞，到达路西的蒋集。 铁路往西就是微山湖东岸，微湖大队大队长张新华带着船在湖边等，把刘少奇一行接上船，穿过芦苇荡，送到湖心的大捐村。 刘少奇在村民刘钦田夫妇的大船上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傍晚继续西行，过湖之后，队伍进入湖西的冀鲁豫根据地，再往西经太行山去延安，1942年12月30日，刘少奇到达延安，从3月离开华中算起，路上走了九个多月，穿过103道封锁线。 在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述中，“一万两”和“十三万两”是两个不同的数字。一万两，通常指的是刘少奇1942年这次从山东带往延安的那一批黄金的数目。十三万两，指的是整个抗战期间山东根据地（主要是胶东招远）向延安输送的黄金总额。 这两个数字并不矛盾：十三万两是总数，由多次、多批、多条线路、多个护送队伍分段运送完成；刘少奇随身带的那一万两，是其中一次规模较大的运送。 这批黄金到达延安之后，进入了边区财政的硬通货储备。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，与山东上缴的黄金总额之间有一个被反复引用的比例关系：山东上缴的黄金，相当于1943年边区财政收入的七倍。 这个比例说明的是，在外部援助断绝、边币信用需要硬通货支撑的几年里，从山东过来的黄金在延安的财政盘子中占据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。 铁道游击队在微山湖段完成的那些护送，单次来看只是把一支队伍和一批骡马安全送过铁路和湖面，但把这些单次护送串在一起，就是那条从胶东金
